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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辛苦付出,如何做得好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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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让-雅克·卢梭(1712——1778)在他28岁那年来到里昂,出于生活需要,在马布利神父家当了家庭教师。26年后,卢梭在《忏悔录》中回忆了这一段家教的经历,对两个调皮可爱的学生的描绘生动有趣,也将自己的气急败坏跃然于纸上。

    “我几乎已经充分具备了一个家庭教师所需的知识,而且深信自己完全合乎一个教师的标准。在马布利先生家的一年时间里,我有充分的时间认识自己。除了偶尔会急躁地发发脾气之外,我那温和的秉性还是很适合干这一行的。只要事情发展顺利,只有我看到我的心血没有白费,我就会孜孜不倦地教下去,那时我简直就是天使。一旦事情不顺心,我就变成了一个魔鬼。当学生们不明白我讲什么的时候,我简直要发疯了;而当他们不听话的时候,我就恨不得杀了他们。这种方法当然不会把他们教成有学问有道德的好学生。我有两个学生,性情大不相同。其中一个大概八九岁,名叫圣玛里,长得非常可爱,人也聪明活泼,但有些浮躁,而且淘气贪玩,不过他的调皮总是让人觉得好玩。小的叫孔狄亚克。长得傻里傻气的,人又非常懒散,而且还像驴一样倔强,什么也学不会。可以想见,在这样的两个学生身上,我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如果我能多一点耐心和冷静,也许我还会取得一些成效。可是,我既没有耐心,又不冷静,结果非但一点成绩没有,两个学生还越变越坏了。我确实很勤勉,但是我要是再冷静一点就好了,特别是我的教学方法不够灵活。我只知道用三种方法对付他们,但是这些非但是无益的,而且还对他们有害。那就是:感化、说理和发脾气。”

    “有一次,我劝圣玛里的时候,自己都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了。我想感动他,就好像孩子的心灵能够真正被感动似的。有的时候,我筋疲力尽地同他讲道理,好像他真能听懂我似的。还有的时候,他也会利用一些十分巧妙的论据,居然会推理了,这让我不得不严肃地认识到,他是一个明理的孩子。至于小孔狄亚克,更加让我感到棘手了。他什么也不懂,问他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能打动他。任何时候都是那么冥顽不化,他最大的乐趣就是把我气得火冒三丈。这时候,仿佛他就是睿智的先生,我却变成了小孩子。我承认自己所有的这些缺点,心里也很明白。我仔细地研究了他们的性格,自以为非常了解他们,而且相信自己再也不会上他们的当了。但是,要是不知道用什么办法和具体行动来补救的话,看到缺点所在有什么用处呢?尽管我对这一切看得非常透彻,可我什么也阻止不了,也没做成什么事,而我所做的一切恰恰都是我不应该做的。”

    初见这段文字,我竟有点敬佩卢梭的自我解剖精神,他调侃自己,真实地表现自己的失败,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去“观察”儿童,“研究”儿童,“改造”儿童。这完全符合他所崇尚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

    仔细一想,我却发现卢梭是在巧妙地推卸责任,正如他写作《忏悔录》的目的,与其说是要忏悔,不如说是辩护。此前的几年间,卢梭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山中书简》等一系列著作遭到法国当局焚毁,他本人也因把五个孩子统统送进巴黎育婴堂(孤儿院)的所作所为而备受攻击,于是卢梭要为他所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做些澄清。

    在《忏悔录》中,卢梭对自己的孩子几乎没有一句正面描写,甚至连他们的性别都未曾提及。卢梭一生都在轰轰烈烈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唯独不愿踏实地去做一个好父亲。

    对此,卢梭是这样解释的:“在这里,我只想说明我的错误在于:由于我自己无力抚养我的孩子,因而把他们交给国家去教育,让他们成为工人或农民,而不成为游民或者追逐钱财的人。我当时这样做,还以为我做的是一个公民和父亲应该做的事,我把我自己看做是柏拉图的书中描写的共和国的一分子。……由于我这样做,他们才没有遭到他们的父亲的这种命运,才没有因为我迫不得已而抛弃他们,使他们很有可能沦落到我如此穷困潦倒的境地。”“我觉得这个办法非常好,既合情合理又合法。”(《忏悔录》第八卷,李平沤译)

    不要说以中国人的道德情感和处世逻辑,就算在西方社会中尊崇道德的大英帝国,都是很难接受卢梭的这段自我辩解。

    然而,人们对卢梭不乏宽容。认为像卢梭这样天赋异禀的人,活着的目的不是繁衍和养育后代,而是将自己的天赋之才发挥出来,完成自我,实现价值。或许吧,较之我们中国人,西方人更我行我素,较少道德评判,所以在做人生选择的时候显得更加自由,更有勇气。

    中国人,即使有天赋之才,往往也难以纵身一跃,只为自己任性而活。结果往往不是因压抑自我而走向庸碌,就是顾此失彼造成伤害,后一点,季承的《我和父亲季羡林》就是一个例证。

    但是,这世上偏偏却存在一个好的极端,“少年中国说”的创建人梁启超正是这样一个非常规的鲜见例子。

    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史学家的梁启超(1873——1929)一生有9个子女,他们个个成才,且成就不凡。其中,长子梁思成与其配偶林徽因都是知名的建筑学家;长女梁思顺是中国诗词研究专家;次子梁思永是著名的考古学家;五子梁思礼,是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把孩子们培养得如此出色,秘诀是什么?简略概括一下,可以十个字作为总结:给孩子的爱,永远不怕多。那么,启超先生又是以什么的方式爱孩子们的呢?

    梁启超对孩子们的爱,从他对孩子们的称呼可见一斑。他给每个孩子取了昵称,一人还不止一个:

    称大女儿思顺“大宝贝”、“娴儿”、“BABY思顺”、“顺儿”等。给思懿起了“司马懿”的外号,称思庄为“庄庄”,思忠为“忠忠”,思达为“达达”,思宁呼为“六六”,称小儿子思礼“老白鼻(BABY)”。或者集体称为“大小孩子们”“大孩子们、小孩子们”。

    在当时,尤其是讲究威严的大家族,极少有家长能够这样亲切地称呼小孩。而这些亲切得几近肉麻的昵称,梁启超从小喊到大,从来不顾父亲的威严形象。这还不算什么,当孩子们三十多岁时,梁启超写信依然会这样开头:“大宝贝思顺,小宝贝思庄,还有两个不甚宝贝的乖乖”、“对岸一大群孩子们”。

    孩子们长大后出国留学,梁启超也不忘通过书信来表达他的关心。梁启超写信是很勤快的,在1928年1月22日的信中,他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养得娇,三个礼拜不接到我的信就噘嘴了,想外面留学生两三个月不接家信不算奇怪。”

    他不光给孩子们写信,还给女儿们题写条幅,并裱成小型手卷寄给她们。梁启超给思庄寄过“千里一笑”,里面第一幅是梁启超漂亮的毛笔大字:饮冰室老人一首滑稽诗和给他爱女的一封信。第二幅小字信中写道:“小宝贝庄庄:我想你的狠,所以我把这得意之作成这玲珑小巧的精美手卷寄给你,你姊姊呢,他老成了,不会抢你的,你却要提防你那两位淘气的哥哥,他们会气不忿呢……小乖乖你赶紧收好吧。乙丑五月十三日爹爹寄爱。”

    都说中国人含蓄内敛,梁启超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反面教材”,对孩子真情流露,爱意满满。这种奔放的情感,换来的不是娇惯的孩子,反而是孩子对父亲的“宠溺”。

    思忠曾写了六张纸的长信给父亲,教他如何养生。梁启超“抱怨”道:“好啰嗦的孩子,管爷管娘的,比先生管学生还严,讨厌讨厌。但我已领受他的孝心,一星期来已实行八九了。”

    梁启超主张“情育”与“智育”并列,作为人生教育的一大方面。“情育”当中,又首先重视陶冶亲情。他说:“天下最神圣的莫过于情感,老实说,要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经过汹涌的爱的灌溉,一家人形成了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氛围。

    从卢梭与梁启超,这两位相距一百五十年的东西方世界的思想巨人,我们且不论他们的学术高下,影响深浅,单看他们作为父亲的形象,便是天壤之别。

    不论是卢梭,还是梁启超,他们都懂得“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卢梭在《社会契约论》开篇的话)。只不过,卢梭终其一生为争取个人自由,却无奈受困于人世的种种枷锁,他只能虚构一个教育的“理想国”;而梁启超安于戴着枷锁,却舞出了一段人生最优美的华尔兹,他身体力行造就了“中国第一精英家庭”。

    在现代社会,我们不得不汗颜,培养一个孩子时常让人有力不从心之感,而在梁启超那个纷乱年代,他能让每一个子女出类拔萃,是种乎?是教焉?虽然我无法确定哪一个因素是决定性的,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启超先生在教育孩子方面的个人付出确实远超常人。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卢梭看得见的是潇洒,而梁启超看不见的是辛苦。正道是,源源不断地付出爱,付出者谁人不辛苦?可是,没有辛苦的付出,又如何做得一个好父母呢。而对于一个好父母,再辛苦的付出,留在心中的也全是如蜜的甜。

    近年来,有学者建言,为区别于欧美6月份通行的父亲节,以每年农历的八月初八为中国父亲节(“八八”与爸爸同音)。设立这样的感恩节日虽有其必要性,但首要的问题还是,我们如何准备做一个中国式的好爸爸。

    不求孩子能为家里做多大贡献,只求孩子幸福快乐不虚此生;爸爸只愿辛勤付出,不图丝利索取。这正是我努力要去实践的。

(受权转自微信公众号“我的家多宝小时代” ,该公众号由青年作家阿来出品,感谢大家多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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