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生逢大清国最黑暗、最动荡的年代，他的每一次“出场”无不是在国家存亡危急之时，大清国要他承担的无不是“人情所最难堪”之事。因此，国人在对他咒骂痛斥之时，确实“不可不深自反也”，确实不可“放弃国民之责任”。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皇皇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撰成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严复的挽联是:

　　使当时尽用其谋,知成效必不止此;

　　设晚节无以自现,则士论又当何如?

　　袁世凯的挽联是:

　　受知蚤岁,代将中年,一生低首拜汾阳,敢翊临淮壁垒;

　　事变方殷,斯人不作,万古大名配诸葛,长留丞相祠堂。

　　曾国荃的孙子曾广铨的挽联是:

　　先太傅以后事累公,万国输诚,宏济远谋今绝响;

　　予小生游欧洲就学,片长自效,追随多难为酬恩。

　　陈夔龙的挽联是:

　　帝命谥文忠,千秋论定;

　　天生为社稷,旷世才难。

　　庆亲王奕劻的挽联是:

　　手挽乾坤,即今生荣死哀,公应瞑目;

　　身骑箕尾,际此遗艰投钜,我更伤心。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起步。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

　　鸿章百年祭

　　作者： 阮一峰 / 2001.9.23

　　李鸿章殁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二十七日，换算成西历，就是1901年11月17日。再过几十天，就该是他去世百年的祭日了。也许这是个注定不会被人们提起的日子。尽管他的同时代人，前辈如曾国藩，同僚如左宗棠、张之洞，后生如盛宣怀、张骞，都在被重新认识和评价，但面对李鸿章，人们宁愿保持沉默。自从我偶然发现了这个日子，几次想动笔，又几次放下，一百年的时光变迁，并没有使评价李鸿章变得更容易一些。

　　提到李鸿章，人们容易把他和中国历史上一些屈辱性的事件联系在一起，诸如甲午海战的失利，《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的签定等等。由于对这些事件负有直接责任，李鸿章不可避免的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进而成了某种国家落后的象征，是“投降派”和“卖国贼”的典型代表。但是如果我们考察历史的真相，追问“为什么出现在这种场合的总是李鸿章，而不是其他人？”，就会发现问题的答案恰恰就是它的反面 ，李鸿章事实上并非推行一条卖国的路线，他希望通过洋务运动达到中国“自强”的目的，但当时的中国根本不具备“自强”的条件，这导致了他一生事业的最终总失败，也是他身败名裂的根本原因。

　　让我们来具体考察这几个事件，那都是发生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里的事。1894年，在甲午海战中日本轻易全歼了当时中国唯一的海军舰队“北洋水师”，举国哗然，纷纷指责李鸿章指挥有误。但不容辩解的是，没有李鸿章的苦心经营，北洋水师就根本不会存在。成立新型海军是他的建议，海军的经费是他千方百计保证供给的，海军的将官是他派出国培训的，舰队从国外购进的每一艘铁甲舰船，他都要亲自到码头查看。可就是这样一支他花费无数心血的舰队，到头来却被轻易的击溃，李鸿章的作战指挥失误也许是一个原因，但其中不含有其他必然的因素吗？如果换了一个人指挥，甲午海战就能取得胜利吗？这场战争的胜败其实在战争之前就已经注定了。进一步说，如果不是有李鸿章的北洋水师，中国的战败也许在很多年前发生了。至于为什么是李鸿章出面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原因就更简单了：清政府发现偌大的中国除了他竟然找不到其他懂得外交谈判的官员了。甲午战争失败后，李鸿章作为清政府的代表去东京进行停战谈判，最后签订了《马关条约》，同意将台湾割让给日本，这固然是无法让人原谅的，但是“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梁启超语），这样的结果换了别人恐怕也是很难避免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就更被动了。当时，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政府匆忙西逃，逃命之际才想起了已年届八十，下台近五年的李鸿章，命令他赴京主持与八国的谈判，收拾北京的烂摊子。谁都明白这项任命极其危险，而且对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