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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

他的电影,专拍政治

评《 茅屋

2018-11-21 17:19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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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屋剧照

电影真的可以做到无关政治吗?至少在荷兰电影大师尤里斯·伊文思这里答案是否定的。

这位出生于19世纪末的电影导演对普通的中国观众而言或许有些陌生,但如果你对纪录电影感兴趣,对曾经的中国感兴趣,尤里斯·伊文思的传奇经历和他留下的作品必然会满足你的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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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邓小平接见伊文思

“飞翔的荷兰人”如今经常被形容足球明星,但这个幽灵船的代称首先被形容在伊文思的身上,他是电影史最伟大的纪录片导演之一,纪录电影诗意的发现者。

他家境殷实,却同情工人阶级;在有些国家他被视为友人,在有些国家却被看作是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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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镜头下的70年代中国

在不安分的20世纪里,更不“安分”的伊文思被自己的母国荷兰驱逐出境,在美苏争霸的前夕就被FBI列上黑名单。

但与此同时,他却受邀来到苏联、中国等世界各国拍摄纪录影片,用镜头纪录下20世纪里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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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19世纪工业文明与无产阶级走上了历史舞台,那20世纪便是无产阶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大放异彩的一个世纪,尤里斯的镜头,关注的正是这些政治运动以及它背后的个体。

今天是这位电影巨人诞辰120周年,时光君就带你了解和回顾下尤里斯·伊文思镜头下的光影世界。

13岁就拿起了摄影机

两部先锋主义作品名留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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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世界中,许多拥有左翼政治背景的艺术家都出身上流阶级。虽然不如戈达尔的家族那样在法国文化界举足轻重,但尤里斯·伊文思同样出身于一个荷兰的富裕家庭。

拍摄《茅屋》时,全家人齐上阵,下图中中央位置的便是13岁的伊文思。

伊文思的父亲拥有销售照相器材的连锁经营公司卡比(CAPI),他的父亲在光学技术领域相当专业,是荷兰国内权威和技术引进的先锋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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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米埃尔兄弟第一次在荷兰放映电影时,老伊文思就在现场,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伊文思耳濡目染,从小便对光学器材感兴趣。

13岁的时候,伊文思在父母的支持下就开始了自己的电影创作。你没看错,1911年伊文思就尝试了自己的首次拍摄,拍摄了一部以“复仇故事”为主线的简单电影短片《茅屋》,伊文思全家上阵在影片中扮演了角色。

虽然在很小的年纪与伊文思有了亲密接触,但这对于一个坐拥光学设备的家族企业的家庭而言,还只是孩童游戏范畴,真正让尤里斯·伊文思与电影结下一辈子缘分的,是一战期间的新闻纪实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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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在欧洲燃烧,尤里斯·伊文思被招入伍。这一时期,伊文思观看了很多自称呈现了真实战况的宣传新闻片,再加上家庭环境的影响,对技术的痴迷和潜移默化的对纪录的兴趣都开始在伊文思身上有所显现,伊文思的身边出现的朋友,也越来越多的是艺术家和大学里的艺术青年。

1927年,伊文思与几位好友在阿姆斯特丹成立了荷兰第一个影迷俱乐部性质的组织“电影联盟”。

伊文思在联盟成立的当晚放映了当时的“禁片”——来自苏联“蒙太奇”学派电影大师伍瑟沃罗德·普多夫金的《母亲》,这部形式激烈、情绪煽动的影片带来了不错的反响,伊文思也已“技术顾问”的身份活跃在俱乐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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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

以此为契机,伊文思与当时最先锋的一批电影导演们联系紧密,这其中有两类导演直接影响了他未来的电影创作之路。

一类是以谢尔盖·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吉加·维尔托夫等苏联蒙太奇学派的导演,另一类是来自德国的先锋电影导演们,包括大名鼎鼎的汉斯·李希特、沃尔特·鲁特曼。

与这些电影先锋人士的交往、交流中,伊文思自己的电影拍摄道路也愈发明晰,毕竟他不用为技术方面的事情劳心。伊文思这时候感兴趣的,是用镜头表现现代城市的状态。

花了两年时间,伊文思完成了纪录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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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中,如花瓣般的打伞的人群

这部影片用富有音乐感的剪辑节奏,用阿姆斯特丹城市的纪录影像,将画面与画面之间存在的诗意性进行了大胆的探索,成为先锋电影中的经典作品,伊文思的艺术天赋也展露无疑。

《雨》(1929)

伊文思在先锋电影史上留下的另外一部经典,是于1938年拍摄的影片《桥》

《雨》的主角是阿姆斯特丹的雨,《桥》的主角是绰号为“电梯”的铁桥。这座大桥以机械性的运作方式方便了阿姆斯特丹的城市交通,伊文思则用固定镜头拍摄出了流动感的影像,将一个静物用摄影机呈现出了运动感的力量,冲击力十足。

《桥》,用静态影像展现机械化工作的动态

这一时期的伊文思对摄影机对被拍摄物所能呈现出的独特状态痴迷,明确了摄影机在拍摄电影时的主体位置,摄影机即伊文思的眼睛。

他认为“电影产业迎合大众低级趣味来取悦观众”,并且更进一步的认为纪录电影更具革命性与民主性的力量,坚定的走上了纪录片的创作之路。

把摄影机扛到战场上去

逃出苏联,又被美国驱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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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伊文思一直承诺父亲会回到母国荷兰继承家业,但“共产主义者是没有祖国的”。

没错,随着对电影创作的思考,随着与左派艺术家、苏联艺术家们的交往,再加上经济萧条的到来,荷兰工人运动的高涨,尤里斯·伊文思逐渐明确了自己的政治信仰,并将这种信仰落实到了步履与创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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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时代的伊文思

1930年的《须德海》是伊文思创作风格的转折点,他开始将镜头对准工人,对准劳动。

这也开启了他下一个阶段的创作生涯。进入到20世纪30年代,伊文思收拾起了行装,此时他可能没想到,自己开始了游走在世界各国拍摄纪录片的经历,他的第一站自然是当时被视为共产主义乌托邦的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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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德海》(1930)

1931年,伊文思受邀来到苏联访问,除了自己的作品展映外,他还在苏联拍摄了影片《英雄之歌》,一部融合了纪录片风格、剧情片手法的电影。

有如其他苏联电影一样极具煽动性和政治立场,伊文思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在作品中表现的真挚又明晰,这部艺术特点鲜明的影片甚至在西方世界的荷兰,也得到了很多正面的评价。

此时,伊文思已经正式加入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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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卡罗维发利的伊文思

1934年,伊文思再次来到了苏联,此时的他已经与父亲决裂,下定决心在苏联定居,继续自己理想的事业。

但此时斯大林上台,在他的领导下苏联党内开始大规模的党内肃反运动,伊文思的名字也出现在了“清党”名单之上。1936年初,伊文思选择离开苏联,来到了美国。

尽管伊文思认为好莱坞一直在传播扭曲的廉价娱乐,比如电影里的办公室女孩有机会与大老板结婚,而男孩也都机会成为百万富翁,但他也不否认如查理·卓别林、弗兰克·卡普拉这样优秀的电影大师的作品。

伊文思与海明威合作的影片《西班牙土地》

伊文思在这里还是得到了礼遇,他的作品得到了展映,也得到了褒贬不一的评价,但他很快就得到了在这里施展拳脚的机会。

1936年年底,以反法西斯的名义,尤里斯·伊文思在美国资金的支持下,扛起摄影机来到了西班牙,拍摄了反映西班牙内战的影片《西班牙土地》,著名文豪海明威为影片配音。

《西班牙土地》的第一批观众来自美国白宫,罗斯福总统和他的官员们观看了这部影片并大加赞赏,并与伊文思、海明威等人共进晚餐。

这部影片成为伊文思的代表作,但此时的他心绪已经来到了地球的另一边——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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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万万人民》中,伊文思镜头下的宋美龄

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第一次踏实了中国的国土,他此行的目的是拍摄反映日本侵略中国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与卡普拉等名导的作品共同构成了著名的反法西斯纪录片《中国的抗战》

镜头忠实的纪录下了著名的台儿庄战役,《四万万人民》对于伊文思而言不仅是艺术生涯上的高峰,还让他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伊文思首先到达香港,与宋庆龄等人会面,之后又在内陆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见面,并化解重重阻力,将摄影机与胶片托人带到了延安,交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如今留下的珍贵的延安根据地影像,正是通过这些设备拍出的。

《四万万人民》中的朱德

随着战争局势的变化,苏联与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也逐渐势成水火。

在与美国度过蜜月期后,伊文思的共产党员身份和坚定的政治信仰让他显得格格不入,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始对他有所提防,不仅检查通信,还设人跟踪。

在1944年伊文思受邀到印度尼西亚拍摄当地解放的纪录片之后,美国吊销了他的入境许可,身份从白宫的座上宾变为“危险的共产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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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不再在美国受欢迎

不仅如此,伊文思的母国荷兰也视他为危险的敌对分子。

他在澳大利亚拍摄的一部纪录片《印度尼西亚在呼唤》的影片中,正面表现了当地海港工人针对荷兰军队的罢工事件。

此事让荷兰政府的官员们耿耿于怀,不仅将他视作叛国者,禁止上映这部影片,还阻挠他回到荷兰。

荷兰禁止伊文思入境数十年,但他的摄影机却没有停止转动。

在东欧,在东亚,在南美,甚至在非洲,他的镜头都将这些地方劳苦大众的生活反映到了银幕上,他用实际行动践行着自己的电影观念:纪录电影是群众的代表,人民的喉舌。

把中国视为第二故乡

《愚公移山》纪录特殊时代

尤里斯·伊文思寄托最多情感的土地,还是中国。

他一生中多次造访中国,对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保持着关注和支持,如他自己所言:“我触到了中国, 中国也触到了我。”

新中国成立以后,伊文思继续心系自己的“第二故乡”。195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到中国向时任的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建议拍摄《白求恩大夫》。他还亲自拍摄了关于大跃进时期的纪录片《早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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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大跃进的影片《早春》

《早春》中,伊文思继续他的上部在戛纳获奖影片《塞纳河畔》的手法,用诗意的镜头生动纪录人们劳动时的场景。

此时的伊文思沉醉于人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激情中,并没有对深刻的现实做更多的揭露和探索。

伊文思刻意回避了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运动等不成熟的社会实验,在在西方发达国家成长、并游走于世界的伊文思看来,中国的的这些社会改造运动和建设理念并不成熟,科学技术水平也落后于世界,但人们建设祖国的热情是他真正想要描绘的地方。

因此我们看到油画美感的画面与律动的节奏,他故此将影片命名为《早春》,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春。

《愚公移山》

而伊文思与中国最深的羁绊,是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拍摄的长达12个半小时的史诗巨作《愚公移山》

影片的片名源自毛泽东语录,伊文思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随身都带着一本西班牙语版的《毛泽东语录》,在影片的片头中伊文思就用字幕卡的形式展现了这段完整的话,其尾音便道出了伊文思在影片中关注的主题:此愚公不是别人,正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

1972年,伊文思来到中国访问时与周恩来进行了亲密且深入的交流,在周恩来总理的授意下,伊文思打算拍摄纪录文化大革命的长篇巨著《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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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剧照

在那个浩劫的时代,有两位西方导演来到中国拍摄纪录电影,除了伊文思外,意大利电影大师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同样受邀来到中国拍摄了《中国》(1972年)。

安东尼奥尼得到了极大的拍摄自由,但这位电影大师交出的作品却被认为是在诋毁中国的社会主义形象,全国上下开始批判安东尼奥尼的运动:“五洲四海红旗飘,气死安东尼奥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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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东尼奥尼受邀拍摄的《中国》遭到批判

在这样的背景下,尤里斯·伊文思再次来到了中国应邀拍摄纪录文革的影片,但《愚公移山》还未投入拍摄,江青先把伊文思请为座上宾,一同欣赏红色样板戏。

江青在观看途中谈到了很多她个人的经历与身世,伊文思还得时不时的礼貌点头回应。

演出结束后,江青还询问伊文思对自己的个人故事有何看法,他便猜出了江青心中所想:想要伊文思为她拍摄一部传记影片,借伊文思的声誉,为她在国际树立声望。

然而,心怀真正共产主义理想的伊文思不为所动,更不会向强权卑躬屈膝,他直接找到周恩来,直截了当的表示《愚公移山》的主角是工人、农民,是劳动者,这才是影片的主题,官僚并不是他这次拍摄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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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剧照

影片投入拍摄,伊文思开始了自己的中国的“长征”。尽管周恩来表示中国是个第三世界的穷国,如实拍摄就是,但地方政府在得知拍摄工作后,做足了表面功夫。

比如某地的一把手一个人在田中大汗淋漓的劳作,希望伊文思用镜头纪录下来,再比如某地安排好了当地百姓的服装、上街的时间,甚至让顾客在买到商品后又背地里偷偷送回去,只用光鲜的一面迎接伊文思的镜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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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剧照

伊文思通过自己的方式与当地的对策作斗争,他给国务院外事办写信,不断协调当地与摄制组的关系,那些被伊文思识破的,自然没有成为《愚公移山》成片的一部分,但成片中有没有“伪装”的现实呢?那些被镜头回避的批斗游行呢?伊文思与我们,都不得而知。

《愚公移山》全片分为12集,长达763分钟,片名就直接的表现出了每集表现的对象:《渔村》《一座军营》《京剧排练》《北京杂技团练功》《手工艺艺人》《对上海的印象》《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一位妇女,一个家庭》《球的故事》《上海电机厂》《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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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的镜头扛进了寻常百姓家

这里面有普通商店店员在日常生活,有部队基层士兵开会时民主生活建设的时代特色,更有山东渔村里渔民们在镜头前谈到自己理解的文革。

《愚公移山》前后拍摄共六年,纪录了文革时期中国社会的风貌,西至新疆,东到上海,北至东三省,南到广州,取材地域辽阔,影像素材极具历史价值。尽管,这只是被选择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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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文思在中国这些地方拍摄了素材

当伊文思拍摄进行到一半时,在他那里受到冷遇的江青授意“四人帮”之一的张春桥突击进行审片。

在观看完已经拍摄的影片后,张春桥等人共提出了61条修改意见,包括不要把歌曲《东方红》与上海群众下雨打伞的画面剪辑在一起。

此时,支持伊文思拍摄《愚公移山》的周恩来已经病入膏肓,他还心系伊文思和他的《愚公移山》,托人带话伊文思:带着影片,尽快离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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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剧照

在离开中国时,伊文思与送行的剧组人员留下眼泪,他隐隐觉得,等他离开北京,剧组中有些人就会遭到政治迫害,但他更没料到文革在他回去没多久就彻底结束。

1976年初,《愚公移山》终于在法国上映,诗意的镜头与那个年代中国人的生活面貌呈现在西方观众的面前,神秘的中国在西方得到了更加生活化的展示(相对于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得到了很多积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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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愚公移山》

但随着文革结束,“四人帮”的瓦解,《愚公移山》一夜之间被贬为虚假的政治宣传片,伊文思被西方媒体称为“盲目的共产主义者”。一位荷兰政客甚至称伊文思就是荷兰的里芬施塔尔。(一位艺术上伟大的德国女导演,也是纳粹时期希特勒的左膀右臂)

事实上,无论这些影像中人们的面貌是真实的或是虚假的,受到“直接电影”影响的尤里斯·伊文思在创作时,选择与人们共同生活,在与他们成为朋友之后用镜头纪录下了他们真实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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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公移山》剧照

无论这种反应是否是他们心理现实的真切反应,在历史语境下这都是人们真实的外在状态,而真相是什么?

纪录电影从来不能真正的纪录真相,而是无限接近真相。在伊文思看来,无论如何,人们对于理想社会建设的热情,是真实真切的。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曾邀请在巴黎生活拮据的伊文思定居中国,但他婉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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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的故事》

1988年,90岁的尤里斯·伊文思拍摄了最后一部电影——《风的故事》,这部影片依然在中国拍摄完成。

伊文思用“风”来概括自己的一生,这股风将他从西方吹到了中国大陆,影片中出现从戏曲到兵马俑等各种中国文化符号,伊文思在最后一部影片中继续书写着对中国的热爱。

90岁的伊文思早已与他的母国荷兰和解,1995年电影诞辰百年之际,荷兰官方出品了两枚纪念邮票,其中一枚上印着保罗·范霍文的影片《土耳其狂欢》,另一枚则印着尤里斯·伊文思的的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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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此时,前者早已离开荷兰,在好莱坞靠拍摄那类“低级娱乐”电影功成名就,后者却在1989年永远的告别了这个世界。

如果再多活几个月,多活几年,伊文思看到柏林墙的倒塌和冷战的结束,他会如何看待后冷战的世界?会拍摄什么样的纪录片反映我们的时代呢?

“纪录片是寻找通向真实电影之路的最佳方式。”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尤里斯·伊文思的一生,都在实践自己的电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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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短片 / 西部

上映: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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